从“礼治”到“法治”？[1]

    一

    根据一般流行的见解，传统的中国社会，从政治学的方面看，是一个“人治”的社会，从社会学的方面看，是一个“礼治”的社会，而无论“人治”还是“礼治”，在今天都不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，因为归根到底，它们只是另一种社会、另一个时代的范畴。在讲求自由、民主和法治的现代社会里面，这些范畴既不具有正当性，也无法成为一种积极的精神资源。

    对繁复的社会事实进行分类和概括，这是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的一种基本手段；而且，把传统的中国社会定义为所谓“人治”的社会或者“礼治”的社会，恐怕也不能说是错误。不过，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确实面临着某种危险，那就是把对象简单化和将概念绝对化，把复杂多变和包含诸多差异的社会生活化约为一两种原则乃至口号，因而失去对社会生活丰富性的了解，看不到其中所包含的冲突、变化和推陈出新的可能性。事实上，作为一种日常话语实践，“礼治”与“法治”这一对概念的运用，常常具有某种绝对的意味，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人们对这样两种社会和秩序所作的截然划分上，也表现于他们对这种区分后面的支持性理论缺乏自觉的情形。为了揭示这种状况，我将从分析一个社会学家所建构的颇具影响的社会模式入手，通过将相关概念语境化和相对化的办法，达到对这些概念以及概念后面的理论的反思，重新把握被遮蔽的社会现实。

    本文下面将分为四个部分。首先，我将介绍一种名之为“礼治秩序”的社会解释模式，[2]并描述其基本内容与特征；其次，我将引入一些相关的历史与社会材料，以检验这种理论对于社会现实的说明力；再次，我将沿着同一思路扩大对相关历史与社会材料的追索，进而探求其中可能蕴涵的理论意义。最后，在结语部分，我将重新回到理论问题，并作简短的结论。

    二

    本文所要讨论的“礼治秩序”的概念出自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。

    在最初于1947年出版的《乡土中国》 一书中，费氏试图从对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里面提炼出一些基本概念，并用它们来勾画中国乡村社会的面貌。这些概念包括“乡土社会”、“差序格局”、“礼治秩序”、“长老统治”等。在费氏看来，中国基层社会是乡土性的，或者，用社会学家的话说，是所谓“礼俗社会”。[3]在这种社会里面，人们安土重迁，其生活富于地方性。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，人们彼此熟悉，因此，这又是一个“没有陌生人的社会”。[4]在这样一个社会里，